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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学教育》(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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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0 22:53: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三章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着名作家斯诺说道:“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后来,他又对同学周世钊说道:“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选择学校
  当兵毕竟不是毛泽东的梦,1912年春,仅扛了半年枪的毛泽东走出兵营,继续求学。
  那时,长沙新办了许多学校,招生广告就像现在一样满天飞,让毛泽东眼花缭乱。当时,毛泽东对学校的优劣没有一定的评判标准,所以他一开始跟着招生广告走:先是在一家警察学校报了名,入学考试前又看到一所肥皂制造学校广告宣传得吸引人: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给学生发津贴。毛泽东立即放弃了当警察的念头,交了1元钱的报名费,决定去做一个富国利民的肥皂制造家。
  这时,他又看到一家法政学校的广告更加诱人:答应在3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法官。于是,毛泽东又向法政学堂交了1元钱的报名费,写信给家里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前景向父母描述了一番,并要求家里寄学费来。在等候父母回信的时候,毛泽东又看到一则商业学校的广告,一个朋友劝毛泽东说:现在国家正在搞市场经济,经济人才最吃香。毛泽东被打动了,又向这家商业学校交了1元钱的报名费。
  被这所学校录取后,他还继续注意招生广告,结果又看到一家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广告,说是政府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教员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毛泽东就又付了1块钱报名费,然后把自己的决定写信告诉家里,父亲听后非常高兴,因为正合其心意。
  毛泽东于是进了这个学校,可是只学了1个月就退学了,因为这个学校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课,毛泽东不懂得英语,难以适应,所以到月底就退学了。
  考试第一
  最后,毛泽东报考的学校是刚刚于2012年春天创办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他花1元钱报了名,参加入学考试时,作文考题是《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毛泽东以最新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理论为论据,主张教育为主,下笔滔滔,论理透彻,受到考官的一致好评,荣获第一名。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校长符定一和国文老师特别赏识毛泽东的文章,甚至怀疑这篇应试的文章是毛泽东找“枪手”代写的,于是他们把毛泽东叫到一个单独房间面试。
  符定一看着眼前这个高高的个子、有些瘦弱的学生,身着一件旧长衫,脚穿一双圆口旧布鞋,虽是农家子弟打扮,而他那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举止稳重大方,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就非常满意。
  符校长要求毛泽东限时作文,并亲自监考。毛泽东下笔千言,如行云流水,只到了限时的一半时间就作完了。
  符定一亲自阅卷,不禁拍案叫绝,挥笔在卷上批道:“历观该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人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矣!”他肯定了毛泽东必成大气候!
  《商鞅徙木立信论》
  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毛泽东经常出入图书馆,翻阅各种报纸杂志,深研各种社会问题。1912年6月,毛泽东进入省立一中后不久,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比赛,主题是读史用史,题目自拟。毛泽东根据《史记》记载的“商鞅徙木立信”这个故事的内容和比赛的要求,并联系当时的社会现状,挥笔写下大气磅礴的《商鞅徙木立信论》(见附文二),以抒发胸怀。
  商鞅“徙木立信”的历史故事讲的是战国时秦国宰相商鞅力主变法,为取信于民,就在国都南门树立一根木桩,宣称谁能将木桩搬到北门,赐金10两。但人们不信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没一个去搬运。商鞅再次加赏:谁能搬运,赐金50两。这时,有一位憨厚的大汉将木桩由南门搬运至北门。商鞅当即赏赐大汉黄金50两,表示政府并非“忽悠”人,而是诚信立法。随后他颁布新法,要如同徙木赏赐一样,取信于民。
  毛泽东的作文紧扣“立信”二字,从立法的角度论述法与民的关系。他认为,商鞅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多半是由于“民智之不开”,并由此感叹国民的愚昧,感叹几千年来民众心智的闭锁和中华民族几近沦亡的悲惨。
  这篇作文立意高远,笔锋犀利,议论痛快淋漓,文字通达流畅,的确是这次作文比赛中的佼佼者。国文教师柳潜先生是这次作文比赛的主要阅卷者,他从毛泽东的这篇比赛作文中看到了这位来自农村的学生那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和立志“利国富民”的改革抱负,顿时拍案叫绝,情不自禁地在这篇仅400多字的作文上,作了6个眉批,还破例在文章的最后写了一个总评,共计141个字的批语。6个眉批共76个字:“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精理名言,古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章末尾的总评计65个字:“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从眉批和总评来看,柳先生对这篇作文的评价相当之高,而且慧眼独具地认为毛泽东是“伟大之器”。
  柳先生写完眉批和总评意见后,毫不犹豫地给毛泽东的这篇作文打了100分。其他阅卷老师看了这篇作文的内容和柳先生的眉批及文尾的总评后,也一致同意柳潜先生的上述评价,称赞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无可限量”。
  最后,全部获奖作文报到校长符定一那里审定,符校长不仅同意阅卷老师柳先生等人的意见,而且特地在毛泽东这篇作文的首页上批了“传观”两个朱红大字。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迅速扬名。
  自 学
  虽然毛泽东在学校很受老师赏识,但是他觉得学校的课程有限,校规也非常呆板。其间,柳潜先生借给他一本《御批通鉴辑览》,他读了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在学校学习不如独自看书学习。6个月后,他退了学,租住在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制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半年间,毛泽东在每天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读书,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一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才出来。毛泽东形容在图书馆读书生活时说:“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拼命地大嚼大吃,嚼个不停。”
  在这里,毛泽东读了许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毛泽东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穆勒的伦理学着作,读了卢梭的着作,斯宾塞的《逻辑》,孟德斯鸠关于法律的着作,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希腊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了这些国家的诗歌、小说和故事。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叫做《世界坤舆大地图》,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认真地研究了一番,惊叹道:“原来世界这么大!”每天经过世界地图前,毛泽东都要停下脚步细细地看上一阵。他原来以为,湘潭县就很大,湖南省大的了不得,中国更是大得被称为天下。谁知从这个地图上看,中国只有这么小一部分,与其它几十个国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边境线把中国和外国分开,中国在这上面不是一个“中央帝国”。而湖南省则更小,湘潭县呢?一个标示也没有,韶山呢?连个影儿都没有那是更不用说的了。世界既然这样大,人口就一定特别多,人多问题就多。这么多的人生活其间,有多少事情值得去研究呀!
  报考第四师范
  这种自学生活没有坚持多久,就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他住的湘乡会馆里,不但住着许多学生,同时也住着许多退伍或者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既没有工作,又没有钱,经常和学生吵架。一天晚上,还爆发了一场战斗,士兵们袭击学生,甚至企图杀死学生。毛泽东躲在厕所里,直到战斗结束才出来。这时,父亲毛顺生也认为他这样自学是不务正业,拒绝供给生活费用;除非毛泽东继续进学校读书,他才寄生活费。
  毛泽东只好寻找新的住处,并认真地考虑自己将来要从事的职业。最后,他选择了教育,他觉得自己最适合教书。
  此时,正好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登出了招生的广告,广告宣称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而且是培养小学教师。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的这一计划也很快得到了父亲的同意。
  1913年春,20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校长看到毛泽东的作文考卷后,大加赞许,对同事们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能够做得出来?”
  毛泽东考入师范以后,仍然非常好学,他的作文仍然好评如潮,粉丝无数。他的作文一写出来,往往是全校轰动,教师把它贴在学监室的对面走廊墙壁上,课余时,让其他同学传读。但毛泽东并不自恃聪明骄傲自满,相反,他更加用功,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修时间短了,他就在寝室里继续读书;学校熄灯后,他就自备一盏灯,下面用一节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看书,有时通宵不眠。
  毛泽东在学校里虽照常上课,但很注重自学,订有自己的读书计划,他喜欢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和文学,对其他不切实用的功课兴趣不大。
  长沙城里曾有人举办过“船山学社”,每星期日设座讲学,讲王船山的“知”与“行”,毛泽东常去听讲。王夫之的民族意识特别引起他的注意。
  第一师范的教育理念
  1914年2月,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毛泽东、周世钊和其他三四百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跟随着恩师杨昌济及历史教员黎锦熙、国文教员袁仲谦等人一起,转入了第一师范学校。
  湖南第一师范始创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前身为湖南师范馆。宣统三年(1911)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同四师的春季招生不同,是秋季招生。因此,毛泽东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须要重读半年预科,被编入了预科第3班。到了1914年秋,毛泽东和周世钊才被一同编入了本科第8班。
  湖南第一师范的教育理念在当时比较先进。学校的外墙上书写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学校的教育方针是包括“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活动”在内的“三育并重”;学校还规定了校歌、校旗、制服。每当集会的时候,雄浑的校歌声总是在校园的上空激荡:
  “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
  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
  多才自昔夸熊封。
  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学校教育学生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树立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主张学生“自动”,指在学习方面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我钻研精神。
  这样的教育理念对于毛泽东的成长影响很大。他风趣地对同学们说:他到长沙来后的多种选择是伞骨,而第一师范则是伞把。有了这根轴,伞就能撑开了,以前求学的想法都能达到。
  良师益友
  此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可谓是人才荟萃,不仅拥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王正枢等,而且,招收了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如毛泽东、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瓒、萧子升、萧子璋、周世钊等,在湖南,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在第四师范,毛泽东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结识了恩师杨昌济。当时,杨昌济正在这所学校教授伦理学,他还兼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育学教授。毛泽东对杨先生教授的伦理学、哲学和教育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经常向杨先生请教。杨昌济看到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学生,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而毛泽东因杨昌济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也非常敬佩。师生之间的交往非常频繁。
  杨昌济曾留学日本、英国,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又是文学学士。回国后,他谢绝了湖南都督谭延闿聘请他为湖南省教育司长的邀请,立志于教育救国的事业。他当时写的一幅对联是:“自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毛泽东与杨昌济的交往,为他与杨开慧的相识、相知架起了一座桥梁。他第一次到杨老师家,一进屋看见天真文静的杨开慧对着自己微笑,便不由自主地说:“你就是小霞?”他们之间似乎是早已认识了一般。
  杨开慧7岁开始读书。山冲里本来不让女孩子读书,学校破例为杨开慧和另外6个女孩子办了一个班,首开家乡女孩子上学读书的先河。杨开慧聪颖好学,10岁时,已读了许多诗歌小说,她最喜爱的是古文诗歌《木兰辞》。后来她又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功底,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杨开慧随父母迁入长沙城后,就没有再进入学校,而是在父亲的辅导下进行自学。
  毛泽东曾说:“亲师而外,取友为急”,表达了他渴望得到同学、朋友帮助的迫切心情。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学校发出《征友启事》,并引用《诗.小雅.伐木》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句,邀请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做朋友。
  《征友启事》张贴出去以后,一般人都很难理解,认为“二十八画生”一定是个怪人,甚至有的人还认为这种征友是不怀好意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的马校长就认为这个启事是在找女学生谈恋爱。她按照启事上写的通信处,找到了找到了一师校长那里。当她得知“二十八画生”的真实姓名叫毛泽东,是一个品学兼优、胸怀大志的学生时,这才消除了疑虑。
  当即应毛泽东征友者有李立三、罗章龙有五六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他身边聚集了蔡和森、萧子升、萧子璋、周世钊、何叔衡等志同道合者20多人。他们围绕“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这一问题讨论了上百次,得出的结论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这些青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们认为在国家危急之秋,个人是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份内之事。他们经常一起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宇宙、世界等。
  有一次,毛泽东到一位富裕的“新民学会”朋友家去。交谈中这个年轻的主人突然停下他们的政治谈论,把仆人叫来嘱咐其去买猪肉,并交代清楚价格和买什么样的肉等。毛泽东对这位朋友以家庭琐事来干扰谈论中国前途这样的大事感到极为恼火,他一气之下起身离去,再也不与这位富家子弟来往。
  立 志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有了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寻求真理。
  他强调青年人必须“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以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他认为,要改造国家社会,必须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目标,也就是探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高尚其理想”的新思想就是革命真理,就是“大本大源”。
  毛泽东认为立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他还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毛泽东为救国救民而立志探求真理,这种志向成为他青少年时期求学的灵魂,并在他求学的整个经历中起支配作用,规定着他求学道路的各个方面,贯穿于这条道路的始终。
  1917年,毛泽东写下《奋斗自勉》一文,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这里说的“政治思想”,即立志救国救民,改造旧世界,也就是他当时讲的宏伟理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要为劳苦大众力主中国大地之“沉浮”。
  勤 学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5年半的时间,除了规定所学的10多门课程,课外所读书籍也超过1000册1亿字。
  毛泽东特别强调学习要有勤奋刻苦精神。他说:“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他最忌恨懒惰,认为“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只有“不好利,早起,好读书”,才是好的习惯。
  清晨,当其他同学还沉浸在睡梦中时,毛泽东就悄然起身,来到自习室读书。夜深了,许多同学已酣然入睡,他仍借着走廊里彻夜不熄的微弱灯光兴致勃勃地阅读,有时一直读到天亮。清晨,通宵不眠的他匆匆洗漱,仍然精力充沛地去上课。有一天晚上,他点燃自备的油灯,躺在床上看书,不料油灯引燃了同学的床铺,但是,那位同学为他的勤奋感动,并没有埋怨他。
  毛泽东有时去后山君子亭看书,称“静中求学”;到喧闹嘈杂的南门口去看书,谓“闹中求学”。上课时,或正襟危坐,专心倾听老师讲解,或聚精会神地钻研自己需要研究的问题。午后或空闲时间,总到阅报室去看报。晚餐后,邀集一些同学外出散步,互相交换一天的学习心得。毛泽东读书能进入角色,或喜或悲,或褒或贬,或扬或弃,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任其挥洒。
  毛泽东不仅学习目的明确,刻苦勤奋,而且讲究学习方法。他主张在自学的基础上研讨、交流,“自学”与“共学”相结合;主张正确处理“博”与“约”、“通”与“专”、“新”与“旧”、“中”与“西”,以及积与不积、精与不精、恒与不恒的关系。毛泽东很注重知识的积累,把读书做学问比作修筑百丈之台,要多积累,学习上就要持之以恒,为此,毛泽东专门作了一幅有关读书的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在上学期间,他没有上过馆子,没有进过戏院,没有坐过人力车。仅有的几身衣服运用加减法,冬天加,夏天减;穿了补,补了穿,直至毕业。
  “不动笔墨不看书”
  “不动笔墨不看书”,这句话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在湖南一师做教员期间一再倡导的,因为当时一师的学生多喜爱自修,课外阅读风气较浓,但好多学生读书贪多图快,不求甚解,因此徐特立课内课外一再对学生强调这一点,青年毛泽东以实际行动忠实地实践着老师的倡议。
  在“一师”青年毛泽东纪念馆展出的毛泽东当时读的许多书上,毛泽东都作了笔记。校史上记载:“(毛泽东)在一师的五年半读书时间内,所写的《讲堂录》、《读书录》、《随感录》、《日记》和抄本就有一大网篮。”他阅读的《韩昌黎全集》上面有诸多圈点:“此论颇精”、“言之成理”、“此论甚合吾意”,有的则批上“不通”、“荒谬”、“陋儒之说也”。同样一个人写的书,为什么有的给以如此高的评价,有的则鄙视之?毛泽东的解释是,一个人讲的话不一定全对,也不一定全不对,何况古今不同时,事理多变化,我们不应该一味迷信古人,也不应该把古人全盘否定。
  毛泽东读过德国哲学家包尔先生所着的《伦理学原理》,中译本全文约10万字,毛泽东在上面的读书批点就有12000多字,有空白处的旁批,有各种颜色笔迹的注释,有单杠线、双杠线的标记。其中许多批语是联系中国实际所作,阐述了自己的伦理观、历史观和世界观。
  屈原的《离骚》、《九歌》等篇章也都是毛泽东的最爱,只要是他喜欢的诗词、句子,他都会工工整整地记录在笔记本上。
  偏 科
  1917年,“一师”举办优秀学生评选活动,毛泽东在全校34名当选者中名列榜首,他当选的项目包括“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其中“言语”和“敦品”两项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
  但是毛泽东并非是全才,门门功课并不都是优秀,他偏科现象还比较严重。他喜爱社会科学,热衷于对历史、修身、伦理、教育等学科的研究,却不太喜欢学习数理化、艺术等科目。上几何课时,他基本不听,自己在下面偷着看历史书。考几何时在考卷上画了一个圆圈就交卷了,并幽默地对老师说:“第一,圆也是几何。第二,你给我打零分,不劳费心,我这个圆圈提前替你打好了。”
  美术也是毛泽东不喜欢的科目,一上美术课就想打瞌睡。结果绘画考试时,他在试卷上潦草地画了个椭圆,题名为“鸡蛋”后就离开了教室。更可笑的是,在一次期末测验中,白纸发下去不到一分钟,毛泽东就交了卷。美术课老师黄澍涛看了一下毛泽东的作画,发现只有一根直线和一个半圆,侧边写着“半壁见海日”字样,弄得其哭笑不得,给了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毛泽东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差分数。
  对于毛泽东学习偏科现象,恩师杨昌济先生却另眼相看,在教学总结会上多次为其开脱,认为教学不应该扼杀学生的个性。后来,毛泽东的偏科现象还引发了学校教学大讨论,惜才如命的孔昭绶校长最终选择了尊重其个性,放手让其发展。毛泽东成了校长特许的“特殊学生”,并最终促使学校改变了过去单纯以考试评定学生优劣的做法,实行“平时成绩+考试成绩”全新教学模式,使湖南第一师范在当时真正成为“未来人才之摇篮,科学教育之殿堂”。
  学习书法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书法是他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私塾学习时,毛泽东已经有了毛笔书法的功底,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后,作的文章《宋襄公论》和《商鞅徙木立信论》,均用丝毫不苟的小楷,一气呵成,笔笔遒劲。他还常临摹王羲之的《十七帖》和学堂附近东台山凤凰寺所藏清代湘乡书法家萧礼容碑。
  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留下了一本笔记。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36页冠名《讲堂录》。从这些墨迹看,这个时期,毛泽东深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既潇洒飘逸,神采飞扬,又古拙可爱,质朴自然。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
  当时学校有位老师叫孙俍工,他虽然讲授语文学、文字学,但他的书法飘逸洒脱、笔力遒劲。毛泽东对这位比自己还小1个多月的先生非常敬重。有一天,毛泽东去孙俍工寓所讨教书法,他欣赏了孙俍工收藏的名人字画和自临的王羲之《兰亭集序》,还提出了他自己的想法,他说他觉得行书容易入门,自己想学习草书。孙俍工说:“其实,行书比楷书隶书都难。在行书中完成那么多的笔锋的变化,不容易呀。要做到行笔而不断,着纸而不刻,轻转重按,如行云流水,无少间断,方能永存乎生意。”孙俍工说着,取笔在手,在笺纸上写下了书写行书的要诀:疏密、大小、长短、粗细、浓淡、干湿、远近、虚实、顾盼、错落、肥瘦、首尾、偃仰、起伏。
  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收起“28字诀”,起身告辞,孙俍工起身相送,拉着毛泽东的手说:“依我看,你现在的字是才气有余,功力不足咧!润之,还是要从练楷书开始。楷如立,行如走,草如奔。你站不稳,又怎么能走和跑呢?”自此以后,毛泽东和孙俍工先生切磋书法技艺的次数更多了,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关心时事
  毛泽东求学期间,正是中国政治局势最为激荡的时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怀有强烈爱国心的毛泽东时刻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和变化,时刻思考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几十个人同时看报的阅报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几种重要报纸,每天都被安置在报架上面。毛泽东每天必到那里看报,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他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大家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
  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详尽明晰,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到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
  由于读报室的报纸订阅份数少,而读者又很多,所以毛泽东自己订阅了报纸。在湖南一师,他一共花费了160元,其中有三分之一的钱用在读报上,因为每月的订报费要1元钱。后来,毛泽东说过:“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随着所读报刊的转换,毛泽东从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到崇拜孙中山进而到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屈辱地接受了《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毛泽东毅然在由一师学生集资刊印、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集《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写下了四句题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了报国仇雪国耻的决心。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质问:“拥有四万万人的民族岂受三千岛国之欺?”
  191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致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作了深刻的分析和预言:“(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
  毛泽东当时的预言在20年之后,几乎是如期应验了。学生时代就这样关注时事,对国内外政局的发展能作这样透辟的分析,甚至作出如同预言家的判断,这不仅要有丰富的历史、政治知识,尤须具有热烈的爱国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志。
  在青年毛泽东身上,充分反映了这一高贵的政治品质。
  反对师道尊严
  湖南一师虽然有开放的教学理念,但是仍然逃不脱时代的束缚。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师仍是守旧派的御用工具,并且相当一部分校规成为封建势力的藩篱,如“不得经管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进入一切非学术之党社及教育会”、“非经校长认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众多教条禁锢着学子们满腔涌动的热血,这些也与具有叛逆精神的毛泽东格格不入。
  袁仲谦先生是毛泽东的国文教师,他非常赏识毛泽东的文章,称其有“大有孔融笔意”。毛泽东也很敬重他,听从他的意见,将自己梁启超式的报笔文体转变成了韩愈式的古文体。但是毛泽东对他守旧专制的作风很反感。有一次,毛泽东在作文的后面写了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作文”。袁仲谦看后心里想:我没让你这样写,你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写呢?他决意挫挫毛泽东的锐气,于是就写下批语:“作文、做事须守一定之规,切忌标新立异!”并将毛泽东的那篇文章撕了,要求毛泽东重抄一遍。袁仲谦的行为触发了毛泽东的反抗意识,他要同袁仲谦一道到校长那里去评理,弄得他十分尴尬,下不了台。最后,再抄一遍时,毛泽东仍加上了写作日期。还有一次,一位工友不小心打破了学校庭院里的一只大花盆,兼任学监的袁仲谦用手指着工友的脸大骂一通。恰好毛泽东打这里路过,深为这位工人师傅鸣不平,他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有事可以好说嘛!”袁仲谦只好住口了。
  毛泽东驱赶校长张干更是轰动全省的特大新闻。1915年,一师传达了湖南省议会颁行的一项规定:从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人每月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首先遭到那些家境贫寒或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大多数学生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从“四师”并入“一师”后多读半年书的学生,要多拿出半年学杂费!
  这个规定,据说是一师校长张干向省政府提出的动议。学生们得知“内幕”后,对张干的行为极为不满,认为他为了“媚上”不惜牺牲广大学生的利益,于是纷纷罢课。同学们在校园内外大量散发传单,揭露校长张干的所谓“劣迹”,诸如“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等,试图通过舆论把张干搞臭搞垮。
  毛泽东认为这些传单没有击中张干的要害,他起草了一份新的《驱张宣言》,尖锐地抨击了张干如何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事无方,贻误青年的弊政。宣言写成之后,毛泽东组织同学连夜赶印了上千份,次日清晨在学校广为散发,还贴到学校最显眼的地方,轰动了全校。
  一师的“学潮”很快传遍了整个长沙城。湖南省教育厅当即委派了一位督学来学校,要求学生立即复课。学生们不同意,大声喊道:“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上课!”督学无奈,只好答复说:“你们还是上课罢,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张干大怒,他认为毛泽东在这次学潮中带头闹事,是一个目无师长、不守校规的“害群之马”。于是,他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发动“学潮”的学生,以儆效尤。后经杨昌济、徐特立等先生据理力争,张干才同意不开除毛泽东等“闹事”学生,但是给毛泽东一个处分:记大过一次!
  第一师范的学潮总算平息了。可是校长张干却怏怏不乐,历来,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哪有学生“开除”校长?这真是闻所未闻!于是,他主动向省教育厅递交了辞呈,卷起简单的行囊,到别的学校谋事去了。
  “野蛮其体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国民体质状况差,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当时的学校不重视体育,延续着几千年来“重文轻武”的习俗,青年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
  在东山小学堂时,体育锻炼就成为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他经常在早上起床钟敲响之前起床,先围着学校的围墙跑几圈,然后跑步登上学校旁边的东台山做操,回校后用冷水洗脸、洗澡。
  毛泽东认为体育的目的不仅要强筋骨,还要强意志;不仅在养生,还在于卫国。他对同学们和朋友们常说,一个人身体不好,则学问、道德的进修都有困难;不把身体锻炼结实,就不配谈救国、谈革命。
  一师的体育课程只重形式,多是训练一批应付比赛的“选手队”。1917年,一师每日实行上午两堂课后的十分钟课间操,由于操法死板,同学们不愿意参加。恰逢那年死了7个同学,在学友会主办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借题发挥撰了一副挽联:“为何死了7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以此抨击学校不重视体育,进而唤起广大师生锻炼身体的自觉性。
  后来,校方就让毛泽东主持的学友会开展课外活动,其中设有武术、剑术、蹴球、野战、竞技、游泳等体育活动项目。
  毛泽东在体育锻炼上特别强调三个方面:第一要有恒。不论春夏秋冬,晴雨风雪,都不间断,运动时全身贯注。第二要有“霸蛮” (湖南土语,即顽强)精神,如进行冷水浴,以培养毅力和勇敢。第三是运动方法宜少,简单易行,时间不要过久。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文章阐述了体育与人的关系,认为身体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他还针对当时学校教育不重视体育的现象,批判了所谓精神活动与身体无关的片面观点,并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同学们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整体身体素质、运动水平一天天在提高。在1917年的湖南省运动会上,一师的选手取得了优异成绩,获奖者多达六七十人。
  毛泽东在体育锻炼上不仅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而且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锻炼方法。他曾经融合八段锦、体操、拳击各种运动之长,自创一种“六段运动操”,包括手、足、躯干、头颈等部位的运动,还有打击与跳跃的动作,使全身获得广泛运动。他每天早起、睡前、课间以及夜里睡不着觉时都要做一做“六段运动操”。
  除此之外,他常锻炼的项目还有:第一是冷水浴。每天天亮前就来到学校的井边,脱去衣服,用吊桶打上水来,通身淋下,淋一阵擦一阵,直到全身擦红发热为止。穿好衣服后,还要做几节操。他还经常在下雨、下雪和寒风刺骨的时候,赤着上身,到学校的后山跑步,用雪擦身,他把这种锻炼称作雨浴、雪浴、风浴。一天夜里,雷电交加,毛泽东浑身湿淋淋地来到同学蔡和森的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境界。
  第二是游泳。毛泽东自幼就喜爱游泳,他的游泳技术在全校是最好的,蛙泳、仰泳、侧泳都会。第一师范学校前面宽阔的湘江,是毛泽东常去游泳的地方。他为了结伴游泳,曾经贴出了一张启事,写道:“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汪。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
  同学们看了毛泽东这则启事,纷纷报名,很快就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游泳队伍。其中尤其是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人更是经常和毛泽东一起来到湘江边游泳、畅谈。毛泽东不但可以横渡湘江,还常常从猴子矶游到相距几华里的牌楼口。深秋时节,万山红遍,岳麓山下的枫林披上了嫣红的新装。湘江的碧波,更加清澈晶莹。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这正是毛泽东游泳的大好时节,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时而向前劈波斩浪,时而仰卧在水面上,仰视长空,注视着天空中那展翅飞翔、搏击苍穹的雄鹰。此时的毛泽东,身心充满了力量和信心。
  第三是爬山、野游和露宿。毛泽东和同学们在假日喜欢野游,岳麓山和湘江两岸山冈是他们常去的地方,有时爬累了就在山中寺庙借宿或在野外露宿。他说:“爬山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既能锻炼身体,又能锻炼意志。”毛泽东把“游学”既当作锻炼筋骨,又当作锻炼意志的活动。他特地组织了一个类似“斯巴达”性质的团体,前后约20个同学参加,他们常到近效农村中长途旅行,作忍饥、受热、耐寒等锻炼,以炼出一种勇猛无畏,敢作敢为的精神。
  由于毛泽东坚持锻炼身体,锻炼意志,才使他有了强健的体魄,才使他能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建设时期,以充沛的精力,坚持斗争,坚持工作。
  组织才能
  1913年秋,一师创设技能会,以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为宗旨。后经几度易名,于1916年9月正式定名为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友会”,确定以“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
  学友会下设教育研究、文学、竞技等多个部门,成员包括在校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设会长一人,由校长兼任;总务一人,主持日常会务,由学监主任兼任;每部设部长、文牍、庶务、会计各一人。
  方维夏自1915年就任一师学监主任以来,一直兼任学友会总务,他对毛泽东的才能十分了解,自1915年下学期后的四个学期,方维夏推荐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文牍,掌管报告、文件、造具表册及开会速记等事项,协助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
  毛泽东在工作中显露出极大的热情和出色的组织才干。方维夏又决定把主持学友会的重任交给毛泽东。从1917年下学期起,毛泽东正式就任学友会总务,同时兼任教育研究部部长。毛泽东担任总务以后,即着手对学友会的机构进行调整。这届学友会共设十五个部,他建议让三、四年级学生担任各部部长。他的理由相当充分:三四年级的学生快要临近毕业了,理应养成组织实际工作的能力和自觉性。方维夏采纳了的这一意见,自此开创了学友会总务及各部部长由学生充任的先例,给学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由于有方维夏这位兼任代理会长的学监主任大力支持,在人财物上大开绿灯,学友会的工作特别活跃起来,办的事情特别多。遵照方维夏提出的“务实、致用”的办会指导思想,毛泽东在全体会员中主要倡导两件事:一是学术研究,一是体育活动。为了在学友会大力倡导各种学术研究活动,毛泽东及其他各部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活动规划,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活动。他主持开展了全校性的各种体育活动。针对学校雨天没有运动场地,晚上不能开展体育活动的情况,他积极创造条件,发动大家打乒乓球。学友会制做了1两个乒乓球架,12片竹布网,分发给各班,指定学友会事务室、礼堂、会客室、洋楼等处为打球地点。于是,“乒乓之声一时聒耳,或谓之乒乓狂云。”
  在学友会,毛泽东充分展示了自己出色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学友会改选、召开会议、会金征集、开展活动、成绩公布、筹设学友会图书馆、撰写各种文件、到农村搞社会调查等,毛泽东亲力亲为,把学友会的各项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仅1917年10月15日至11月26日这42天之内,各部活动达64次之多,颇盛一时。
  那时军阀混战,为了防止乱军到学校骚扰,一师组织了学生志愿军。毛泽东被同学们选为连长。他领导学生志愿军,拿着木棍,每天在夜里巡逻。1917年11月,毛泽东巧摆空城计,智退北洋兵,缴枪三千余,不仅保护了一师未受骚扰,而且使长沙居民也免遭祸害。人们兴奋异常,交口称赞毛泽东“有勇有谋,通身是胆”。
  社会实践活动
  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在他看来,所谓“知识”、“学问”不仅仅来自书本,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对社会生活的体察。他向往着有朝一日能有机会“汗漫九垓,遍游四宇”,以“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1917年,一师放暑假时,毛泽东便约上好友萧了升,身上不带分文,离开长沙,到农村考察民情。他们来到湘江边,由于无钱渡河又不想去湘江上游乘坐免费的船,便搭上了一条划船。直到船划到了江中心,他们确保船夫不会把船再划回去的时候,才不好意思的告诉船夫没有带钱,船夫很生气,吵了一顿才放他们走了。他们在前往宁乡的路上,实在饥饿难忍了,打听到附近住着一位姓刘的老乡绅,是前清的翰林。萧子升说:“我们首先向他进攻。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首诗给他,用象征的语言表示我们拜访他的目的。”
  毛泽东十分赞同,并说出诗的第一句:“翻山渡水之名郡。”萧子升赞赏说:“很好!第二句是‘竹杖草履谒学尊’,接下去是‘途见白云如晶海’。”毛泽东环顾了一下他们二人的形象,笑着说:“末句可是:沾衣晨露浸饿身。”70多岁的老翰林看他们的诗写得好,书法也挺不错,不但款待了他们,还赠送他们40枚铜元。
  就这样,他们用一个月的时间,行程900里,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县衙门的黑暗,官员的腐败,百姓的苦难,给了毛泽东强烈的震撼。
  1917年冬,毛泽东又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考察。1918年夏,又与蔡和森一起环绕洞庭湖对益阳、湘阴、沅江作了为时半个多月的考察。通过多次考察,毛泽东真切地了解了农村的实际,他看到农村存在着八种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游民。对农村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的这种了解,为他后来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以及农民问题提供了最初的事实经验。
  办夜校
  毛泽东深感唤起民众是改革社会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于是,1917年,他大胆地作出以学友会主办工人夜校的决定。当时,第一师范附近是造币厂、黑铅炼厂和电灯公司等工厂和铁路工人聚居的地方。为发动工人参加学习,毛泽东还写了夜校的招生广告,对工人夜校的目的和计划进行了简短说明。工人们看到招生广告写得很真切,说列位工人“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儿笔数呢?”“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个夜校……专为列位工人设的……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并不要钱。”经过耐心宣传动员,不到三天,工人们报名达103人。
  11月8日晚上,毛泽东组织12名教员召开教务会议,决定了课程设置、老师分配、授课时间、授课内容等。毛泽东自己担任历史课。
  夜学学生按程度高低,分为甲班乙班,开设国文、算术、常识三科,每班每周三夜,每夜二时,共六时,分配国文三时,算术一时半,常识一时半。
  1917年11月9日,工人夜学在第一师范附近的国民学校教室里正式开学。毛泽东负责记“夜学日志”,并担任历史教师,“教以历史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以培养工人的历史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觉悟,认清国家处在危难之中,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成立学会
  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组织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
  4月14日,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踏着轻松的脚步,兴致勃勃地来到岳麓山下周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沩痴寄庐”,新民学会成立会议将在这里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应到21人,实到14人,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陈绍休、萧子璋、邹彝鼎、张昆弟、陈书农、邹蕴真、周名弟、叶兆桢、罗章龙、李维汉。14人中,除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外,其余都是第一师范的学友。何叔衡“自愧年老才退,不配与20岁左右的青年为伍,所以提出不入会。”后来在毛泽东的动员下,于1918年8月加入了新民学会。
  中午,蔡畅和她的大姐蔡庆熙帮助妈妈葛健豪做好了简单的午餐,请大家会餐。
  大家推毛泽东为总干事,但他谦虚地只同意做副干事。因此,会议又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会章中没有提出远大的革命目标,所以这时的新民学会不过是少数读书人一种读书团体。
  毛泽东曾到周南女校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欢迎女会员。周南女校的向警予和少数女教师女学生也加入了新民学会。
  到五四运动时期,会员发展到74人,学会由追求向上的青年进步团体转变为先进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是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领导五四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勤工俭学
  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大批有识之士和进步青年在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的影响下,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知识和真理,“输世界文明于国内”,掀起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
  当时,毛泽东等也积极动员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们认为通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正是“向外发展”的一个好机会。
  1918年8月,毛泽东率领一批学生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举目无亲的毛泽东和同学们只有先去投靠老师杨昌济,当时杨昌济正在北京大学教书。毛泽东先是在杨昌济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后来与另外七个湖南青年一起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每当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因为经济拮据,他们八个人合买了一件大衣御寒。
  毛泽东由于生活费用没有来源,因此生活非常拮据,这就迫使他急于谋求一个职业。经杨昌济先生介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写了一个条子:“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毛泽东来到沙滩红楼一楼,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长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先辈李大钊。他将蔡元培写的条子交给了李大钊,说明了来意。就这样,毛泽东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报酬最低。
  毛泽东为了筹办赴法路费,在杨昌济先生的协助下,把控制在范源濂、熊希龄等人手中的一笔款子的利息,也就是他们存入大俄国道胜银行的前清户部应该退还给湖南的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取了出来,作为湖南勤工俭学学生的赴欧旅费。毛泽东的热情工作,受到了新民学会会员和勤工俭学学生的好评。
  当蔡和森和其他一些来自湖南的学生准备起锚远渡法国的时候,毛泽东觉得自己难于同他们一起前往。留学的一项准备是学习法语,而毛泽东不会法语。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但每个学生还得花些路费。毛泽东早因债台高筑而无法再向熟人张口借钱。
  从根本上说,毛泽东之所以待在国内是因为他心里不想出国。除了所说的一切困难之外,还因为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通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这是毛泽东为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大成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在北京大学的6个月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接触了各种社会新思潮,特别是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其思想迅速地向马克思主义方面转变。
  接受马克思主义
  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则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战场。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从而使各种思潮在这里传播,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都曾经在这里任过教。
  这一切都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吸引力。对于矢志要进行大规模自由研究的他来说,这里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毛泽东像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学生时的那样,贪婪地读着各种书报杂志。他利用管理报刊之便,不必花钱,就可以把图书馆里的书刊读个够,这里有着许多他还不知道的新鲜的知识和思想,对于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实在是太实惠了。毛泽东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报纸杂志,汲取了许多新知识。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通过来借阅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曾经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以太忙为理由,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谈的问题。
  毛泽东工作之余去听北大教授的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傅斯年、罗家伦是北京大学学生中的风头人物。他们主编的《新潮》杂志,激烈地抨击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毛泽东对他们很感兴趣,可是他们却看不起这个来自湖南的“土里土气”的青年。
  但是,毛泽东像水蛭一样盯住周围一切美好的东西,他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不久,毛泽东就得到了李大钊的器重。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17年冬受聘北京大学,1918年5月出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并接替章士钊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后,积极扩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少激进的学生常到图书馆来请他介绍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一起讨论研究各种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来到北京时,李大钊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实际上成了北京大学校内的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毛泽东时常到李大钊那里去请教,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与李大钊朝夕相处,自然直接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就很大。李大钊的名气虽然很大,但是他和毛泽东谈得很投机。在工作之余,或是在李大钊翻阅报刊的时候,俩人经常聚在一起畅谈,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认真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
  1918年10月,李大钊亲自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协会”。同年冬,毛泽东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他还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又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的学生研究各种新思潮活动,开始逐步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放弃了许多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在很短的时间内,毛泽东表现出来的不凡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了李大钊的尊重和赞扬,李大钊称赞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新青年的创造”。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经杨昌济先生介绍,还认识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通过几次短暂的接触,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使毛泽东十分叹服。
  毛泽东一面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学习,一面积极组织湖南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这时,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有一部分被安排到设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进行半工半读。他先后两次来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对工厂进行了调查。
  毛泽东深入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在职工中寻东问西,从生产细节到工厂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做了详尽的调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细致地调查大型现代产业工厂和深入地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促进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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