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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我和我的父辈》:找回“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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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23 15:24: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载高度一万五千米   ◎文/郭松民   
评《我和我的父辈》:找回“父亲”
郭松民

  01
  “父亲”,这个看上去似乎不言自明的词汇,其实包括了两种含义,一种血缘意义上的“父亲”,另一种是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意义上的“父亲”。
  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后一种意义上的“父亲”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承载并传递国家、社会、民族等等的主流核心价值观,是他们所属共同体中的稳定力量,当然,通常他们也会因此被认为是保守的力量。
  父辈受到尊重的社会,往往比较稳定、凝聚力比较强。反过来,如果父辈不受尊重,“无君无父”,那通常意味着动荡、革命时代的来临,如果到了《红楼梦》里贾政所说的“弑君弑父”的程度,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新中国成立后,从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这二十多年间参加革命的一至两代人,又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和工业化的重任。他们既是“革命一代”,也是“建设一代”,在毛主席多年的教导下,他们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战胜了无数国内外强敌,许多人甚至有着类似传奇英雄一般的经历,他们理所当然地在年轻一代的心目占据了社会文化与心理意义上“父亲”的地位。
  这一点,在电影《英雄儿女》(1964)、《年轻的一代》(1965)中均有生动的表现。
  即便是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革命造反年代”,这一两代人“父亲”的地位也没有完全动摇。比如《决裂》(1975)中的龙国正(郭振清 饰),就是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三八式”老干部,当他拉着受了委屈愤而退学的小铁匠江大年的手说“大年,跟我回去上大学”时,“父亲”的感觉就呼之欲出了。
  在影片《第二个春天》(1975)中,于洋饰演的工委书记冯涛,在年轻的刘之茵、刘之华姐妹心目中,也具有“父亲”般的地位。
  但是,晚近四十年来,由于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再加上其他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无论是“革命一代”还是“建设一代”,他们作为社会文化和心理意义上“父辈”地位都受到挑战,甚至崩塌。
  在《英雄儿女》《年轻的一代》中具有无上尊严与权威的“父辈”——政委王文清、厂长林坚,到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就变成了整日无所事事,絮絮叨叨的退休老人傅明(文兴宇 饰),他和迅速变化的时代格格不入,以前积累的经验也毫无用处,“子辈”对他还是友善的,但很轻视。
  另外,在几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占据春晚舞台中心位置的赵本山,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也是因为他擅长扮演一位“前市场经济”时代的“可笑父亲”形象——戴着干部帽,穿着深色的中山装,一走路就摔跤,一说话就出错,观众能够从对这一形象的哄笑中,确认自己已经跟上了时代。
  问题在于,“革命一代”、“建设一代”被解构了,但八十年代以来获得财富和地位的“成功者”,并不能填补他们留下的位置,充当社会文化和心理意义上的“父亲”。他们缺乏道德权威,被视为没有原则的人,年轻一代甚至宁肯“认贼作父”,比如在《老炮儿》(2015)中,“二代”们就更加认同冯小刚饰演的带有流氓帮派色彩“六爷”,也不认同功成名就但腐败的“南方某省副省长”。
  “父辈”缺位的时代,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所以,在文化和心理层面,不仅出现了认贼作父,还出现了认昔日的敌人为父,比如《八佰》(2020),以及认美国人为父,比如在萧锋执导的《大轰炸》(2018)中,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美国上校杰克.约翰逊就占据了类似《英雄儿女》中王政委那样的地位,成了年轻飞行员的榜样、鼓舞者、引导者。
  由于不能被年轻一代确认为“父亲”,这也令父辈这一代人产生了强烈焦虑和不自信,他们甚至试图通过向年轻一代献媚来换取一点表面上的尊重,2020年,bilibili邀请国家一级演员何冰拍摄的《后浪:献给新一代的演讲》就非常典型体现了这一点。
  当然,这是徒劳的,只会收获更多的嘲笑和轻蔑。
  02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我的父辈》的出现就具有了特殊意义——它意味着中国社会在社会文化和心理意义“无父”时代开始走向终结,正在尝试重新找回自己的“父亲”。
  《我和我的父辈》分四个单元,即吴京的“乘风”、章子怡的“诗”、徐峥的“鸭先知”和沈腾的“少年行”。
  “乘风”和“诗”这两个章节,意味着“革命一代”和“建设一代”重新被确认为“父亲”,他们或浴血奋战、死不旋踵,如吴京饰演的八路军骑兵团长马仁兴,或胼手胝足、负重前行,如黄轩饰演的火箭工程师施儒宏。他们不再被嘲笑为“泥腿子”、“大老粗”或“僵化保守”、“落后时代”,他们的精神在“子辈”那里得到了尊重和传承。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无疑和这些年强调“赓续红色血脉”有关,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和“革命一代”、“建设一代”的奋斗及留下的遗产有关,这些遗产包括强大的国家、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等等。而他们对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追求和努力,更是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引领了方向。
  “鸭先知”这一单元,则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重新讲述改革开放的早期故事,为四十年来跻身财富、精英一族的人获取“父辈”所应该享有的尊重建立正当性。
  我们看到,徐峥饰演的小市民赵平洋,也就是“鸭先知”,对交易和赢利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这无疑是和即将到来市场经济大潮内在逻辑高度吻合。只是“鸭先知”还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解释,市场经济真正运行起来之后,情况要复杂得多,包括权力资本化、国企改制、垄断……等等,所以,徐峥重建道德权威努力能不能成功,还要继续看。
  无论如何,“鸭先知”的故事,是把改革开放的故事讲述得最浪漫、最迷人的一次。
  “少年行”这一单元,则让我们惊觉,“父亲”已经不是自然人所能够担负的角色了,在拼爹的年代,只有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全能机器人,才能成为“完美父亲”,不仅给你挣足面子,还能在关键时刻,把你从海底托起,救你性命。
  【注:这是对《我和我的父辈》的第一篇评论,明天继续分析这部电影的细节及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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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摘自红色文化网(www.hswh.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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