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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荐文:饿死三千万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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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6 14:03: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载孔庆东博客   ◎文/巩献田


  人民需要的是了解真相,反动派绝不会在事实面前低头!

——孙经先教授对“饿死三千万”谎言的有力驳斥

  巩 献 田





孙经先与杨继绳直接对话:“饿死三千万”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



  再过几天就是九月九日,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六个年头了!

  毛主席离开我们的时间越久,越显出其伟大和高尚;他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随着世界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和实践的检验,其科学性和正确性并没有因反动势力的诋毁而失去丝毫的光辉,反而越发显示出真理的光芒和科学论断的灵验;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从心底里热爱毛主席,呼唤毛泽东,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这是在原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据我所知,在某些资本主义复辟了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普通群众面对社会的混乱、无序、倒退和自己的不幸遭遇,只是埋怨自己的命运不好,发发牢骚,对于党变修、国变质这一要害问题,几乎很少谈论到;是其执政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造成社会变化的恶果,那就更少认识到了。

  多年以来,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为了搞垮中国共产党、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演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罪恶的矛头无不对准毛主席、对准毛泽东思想。从中外反动势力在1994年炮制出笼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到2005年英国乔纳森.凯普出版社推出的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文版)为典型代表,它们都是打着写“真实的毛泽东”的幌子,对毛主席的伟大人格,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捕风捉影,捏造情节,散布谎言、编造故事,竭力诋毁。一切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和打倒了的阶级敌人,包括新生的流氓、地痞、无赖和社会渣滓,统统勾结起来,为了他们一个肮脏的目的——妖魔化毛主席而呐喊和拼搏。对自己开国领袖这样的态度,甚至连一位美国教授都说是已经越出了一个民族的道德底线。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所反对的,正是人民所热爱的;敌人反对得最越厉害的人,就是对人民最有贡献、最值得人民拥护和爱戴的人!这是中外历史一再验证的一个真理!

  ——   ——  ——  ——  ——  ——  ——  ——  ——

  暂时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直到今天在《炎黄春秋》这本杂志上还有人继续散布这一谎言。因为,只要这一谎言成立,他们就可以说,是毛泽东“错”了,是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错”了,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的逻辑就成立了!那么他们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就找到一个不小的借口了。

  且慢,谎言毕竟是谎言!谎言就怕揭穿。

  反动派绝不会在事实面前低头,指望反动派用事实来说服,是痴心妄想!但是,人民需要的是了解真相,辨明是非,用确凿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破解谎言,以正视听。

  山东大学数学教授、徐州师大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孙经先先生,对六十年代我国人口变动问题近几年来进行了认真、严肃、深入和详细地研究。这一研究得到了山西大学数学教授、原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梁展东 、山西大学数学教授、山西省数学学会会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李胜家和南昌航空大学数学教授宋福民等同志的赞成和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曾经发表孙经先教授的《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一文,下边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进展情况的介绍。

  据我所知,这次孙经先教授的研究,主要是在原来成果,即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与实际人口严重不符,而造成不符的主要原因是1960年的户籍变动(遇到经济困难,减少城镇人口),即户籍迁移漏报造成的;这次的研究发现,“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由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原因,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死亡漏报率在15%——18%之间。据此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了死亡漏报人口约710万人左右。”



  请诸位仔细阅读孙教授的文章,并提出您的意见。

  2012年9月4日



  ——   ——  ——  ——  ——  ——  ——  ——  ——





  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报告



  (部分内容简介)

  孙经先





  从2011年1月开始,我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对“饿死三千万”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一系列结果,已经基本搞清了与“饿死三千万”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部研究报告(全文约30万字)。现将我的部分工作简要介绍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年—1982年我国人口数据。这一数据表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人口大幅度减少的情况。随后在国内外出现了“饿死三千万人”的说法,这一说法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饿死三千万”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个关键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



  (1)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存在着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



  (2)196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高达25.43‰,是1958年和1962的两倍半。



  我们的研究重点对这两个关键问题给出了我们的回答。



  (二)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研究上述问题必须注意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49年以前我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全国范围内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长期以来我国的人口状况是不清楚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了逐步建立新的户籍管理制度的过程。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只是一个临时性法规,并且只适用于城市。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要求“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代中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实施《户口条例》的时间恰恰是“三年困难时期”。随着《户口条例》的实施,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人口全部进行户籍登记、统计。这一重大事件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包括人口死亡数据)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一重大事件被几乎所有的研究这问题的学者完全忽视了。



  (三) 结论一



  我国在1953年和1957年进行了两次与人口问题有关的抽样调查,依据这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我们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结论一: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由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原因,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死亡漏报率在15%——18%之间。据此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了死亡漏报人口约710万人左右。



  在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已经建立后的1983年到1985年,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我国也出现了高达13%左右的死亡漏报率,所以在户籍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的1958年以前,出现15——18%的死亡漏报率,是很容易理解的。



  上述7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约650万)在“三年困难时期”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以死亡注销户籍。由于这一原因,造成我国1960年前后我国户籍死亡人数增加650万人。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的变化,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四)结论二



  结论二:1956年—1959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我国大批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合计约1140万人。(这一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表的文章中已经详细论证)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1959年年底我国户籍人口总数比实际人口虚假增加1850万人,即在1959年年底我国存在重报、虚报和死亡漏报户籍人口约1850万人。



  我们的上述结论得到了下列事实的有力支持。



  山东省在1959年进行了一次农村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应注销户籍人口高达152万余人,占1959年全省总人口(5402.5万)的2.81%。山东省这次普查的结果说明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对于人口统计数据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按照山东省的比例,全国应注销的户籍人口数高达6720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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