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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瑞霞:论人民城市建设的时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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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10 17:28: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杨浦滨江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人民城市建设理念,突显了新时代中国城市建设中人的主体地位,把为人民谋幸福视为新时代中国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人的所有活动都需要在时间中展开,时间正义是衡量个体幸福与否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城市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从目前中国城市发展状况来看,时间节奏快,时间焦虑、时间短缺现象普遍存在。之所以如此,并不是时间真的变少、缩短了,而是源自人们错位的时间观念:把时间视为金钱、把城市视为创造财富的机器。从这个意义来说,人民城市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城市发展理念的进步,更是对人们时间观念的矫正,目的是让时间回归生活本身,使人摆脱时间的宰制,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人民城市理念蕴含时间正义的伦理价值。
一、人民城市建设的时间正义意蕴
人的所有活动都在时间中展开。对于时间问题的研究,我们与其追问它“是什么”,不如研究时间观念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人生存、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1.时间
作为非实体性存在,时间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却真实存在着。对时间的认识只能通过事物具体形态在时空中的变化来实现。古人通过观察天体或植物成长周期来纪年或划分季节,对时间的感知较弱,认为时间是均匀流逝的。牛顿也认为,时间和空间一样,是不依赖于物体运动的绝对存在,是均匀流失的、可持续的。在牛顿力学中,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外在参变量,和物质运动之间没有实质的关系。洛克的时间观可以看作牛顿时间观的哲学表述,他用“绵延”一词来表达哲学意义上的时间,认为时间是对绵延长度的测量,有没有测量并不影响时间均匀流失的状态。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钟慢尺缩”原理,有力地证明了时间与物体在空间中运动的关系,修正了牛顿的物理时间观念,但仍然没有突出时间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对于爱因斯坦的时间观,迈耶松认为,相对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将时间空间化,时间被放弃和消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测度时间。爱因斯坦本人也坦言,“对于我们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分别只不过有一种幻觉的意义而已,尽管这幻觉很顽强。”
从本质上来看,传统物理时间观是一种脱离物质运动的外在的、抽象的时间观。它没有把时间和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论述时间的各种特性时没给人留出一个确切的位置,对时间体现出一种弱感知状态,时间的设置性不强,时间制度演化比较缓慢,时间的价值被遮蔽。此后,一些学者逐渐摆脱传统物理学绝对时空观的影响,开始反思时间的意义和价值。普利高津提出耗散结构理论,认为自然界不是存在的,而是演化的,演化的依据是时间的不可逆性,即时间之矢的存在。同样的道理,人类社会也是“时间之矢”驱动演化的结果。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人的发展需要时间关怀,这样时间的价值得以确立。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时间观念的基础上,从现实的人和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研究时间问题。他说:“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1]]即在生产过程中,物通过活的时间改变其存在形式,使其更能符合人的需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时间问题作了透彻分析,针对杜林提出的“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混入的真正”的时间观念,恩格斯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2]]他认为,时间与人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人的实践活动不但能改造物质世界,而且能生产出各种社会关系和不同属性的时间。列斐伏尔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整个社会既生产出了它的空间,也生产出了它的时间,社会时间是社会构造物,人们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生产关系中构造出了社会时间。哈维进一步指出,为了组织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要,每个社会形态都构造客观的时空概念,并以此来组织物质实践。这些组织物质实践的形式便是时间的社会性设置,即紧贴时间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制度,时间权威依靠时间的社会性设置来支配、占有他人时间,时间非正义问题便由此产生。
2.时间正义
从时间观念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传统社会中,时间之于人的全部意义在于证明人生命的延续,时间作为标明人生命长度的刻度而存在,人生命的长短不会改变时间的刻度,时间的刻度也不会因为人生命长短而有所改变,即时间是没有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参变量,时间的价值被遮蔽,也就无所谓正义问题。到了现代,时间和人的关系才开始变得紧密,人的行为无不受时间的限制,谁都知道违背时间所带来的后果。事实上,人们违背的并不是时间本身,而是某种时间设置。在多种时间设置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时间设置,这种时间设置是否合理,由谁来启动和掌控,就产生了时间正义问题。
时间正义问题真正凸显是在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资本化,时间被视为金钱,工人被视为人格化的时间。在资本主义城市工厂中,工人不是作为“人”而存在,而是作为人格化的“时间”而存在。在资本家看来,工人之间没有任何“质”的区分,只有“量”的不同,而这个“量”就是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长短成为区分人与人之间的主要标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描述:“在这一点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把那些全天劳动的工人叫做‘全日工’,把13岁以下的只准劳动六小时的童工叫做‘半日工’。在这里,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可见,在资本家眼里,工人的年龄和性别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只不过是发放工资的标准。相反,时间却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时间成为资本家奴役工人的工具,不是工人支配时间,而是时间支配工人;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工人相异化,成为制约工人体力和智力发展的主要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多部著作中,论述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剥夺而引起的时间非正义现象;并认为人的解放,实质是把人从时间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给人以充足的自由时间,使其发挥创造性才能,进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存在不平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成为生活所需;人不再屈服于时间的统治,能自由支配时间,完善自身,时间的价值才能得到完整体现。可见,马克思将时间正义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直指社会生产关系的纵深层面,说明时间正义的实现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才能自由支配时间,并有能力合理利用时间,时间正义才能实现。
3.人民城市的时间正义内涵
时间正义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强烈的边界性。处在不同空间中的行为主体,对时间的认知和判断也不尽相同。如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对时间的认知和感悟就有很大差别。一般来说,乡村居民对时间的感要知弱于城市居民,因而时间焦虑现象普遍存在于城市中。所谓城市时间正义,是指在城市空间中时间的合理性配置,即城市能否为市民提供足够多的自由时间,市民有无能力合理利用自由时间。这其实是对城市是否为人民而存在和人民是否有能力建设城市的问题的时间维度拷问。可见,城市时间正义与否,不仅事关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而且事关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伦理诉求。
现代城市生活中,时间压力与人的幸福感直接相关。德国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学派代表人物哈特穆特.罗萨以“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不美好”为题进行研究,提出了以“速度”为核心的社会加速理论,认为人们需要不断加速、压缩花费在每件事上的时间,才能增加完成事件的总量。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人们的闲暇时间并没有因为生活步调加速而增加,反而愈加感到时间不够用,时间压力增大,步调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存在很大张力。可见,步调加速并不能缓解人的时间压力,反而会降低人的幸福体验。据中国社会科学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时间压力过大是52%的人没有幸福感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出,时间和人的幸福密切相关,现代城市生活中“时间都去哪儿了”成为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人民城市建设理念,就是把为人民谋幸福视为城市建设的根本目的,旨在把人从时间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提升人的幸福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里面蕴含着深刻的时间伦理诉求。
二、人民城市建设的时间正义困境
人在城市时空中的生存状况是城市建设和治理是否正义的主要衡量标准。当下,中国城市中人民时间金钱化、权力化、碎片化现象依然存在,严重影响人民美好生活实现和城市高质量发展。
1.时间金钱化
时间和金钱是人获得幸福的两个必要条件。有了时间和金钱,人并不一定幸福;但是,没有时间和金钱,人一定不会很幸福。幸福虽然是人的一种心理感受,但它并不是纯粹形而上的精神享受,而是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它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和金钱。可以说,没有金钱寸步难行;同样,没有时间也万事无成。时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料,人的任何活动都需要在时间中进行。有时间,则一切皆有可能;没有时间,则一切都不可能。虽然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时间却常常和金钱挂钩。“时间金钱化”(accounting for time)现象普遍存在,人们用金钱来衡量时间的价值,甚至将时间等同于金钱。为追求财富,人们不惜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导致时间紧迫并被金钱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人们的时间观念进一步增强,“时间正在成为关键的变量——谁能够把握时间,谁就是强者!”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率先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并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短时间内取得了辉煌成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民时间观念不断增强,更加“珍惜”时间。有些人不惜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全部用于学习或工作,几乎没有时间进行休闲娱乐。时间被无限挤压,用时间来换取金钱,以牺牲自由时间为代价来获得经济利益成为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其幸福感反而容易下降。如2019年,由新华社《瞭望周刊》和瞭望智库共同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评选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不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上广深等地,排名第一的是成都,接下来分别为杭州、宁波、西安等地,其中杭州连续13年榜上有名,被授予“幸福示范标杆城市”荣誉称号。近年来,杭州实行“最多跑一次”政策,在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也为市民节约了时间,使市民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休闲娱乐,市民幸福感显著增强。从联合国公布的2020年《世界幸福报告》中可以看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也不是美国、英国等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排名第一的是芬兰,后面依次是丹麦、瑞士、冰岛等国家。时间设置合理是芬兰人幸福指数较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既珍惜自己的工作时间,极力追求单位时间的经济效益,也很珍惜休息时间,在节假日、周末一般不会加班,而是完全享受休闲时光。
对于时间金钱化现象,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在城市生活中,如果人们能在离上班地点较近的地方买到住宅,即使贵一点也无妨,因为人们购买的不仅是空间,同时也购买了对时间的支配权,既节约了时间又得到了愉悦,这是完全可取的。同样的道理,普通火车和高铁、飞机在速度方面不可同日而语,但高铁和飞机的票价也要高于普通火车。乘客选择高铁或飞机出行,其实就是以金钱换时间。在处理时间和金钱关系的问题上,应该趋利避害,让时间和金钱皆为人的幸福服务。
2.时间权力化
从表面上来看,时间似乎最公正无私,但其实不然,时间往往和权力联系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时间就是权力,谁控制了时间体系和对时间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社会生活。例如,在欧洲中世纪城镇中,时间不属于市民个人,而属于一种更高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势力——教会。教会成为时间的“女主人”,牧师控制着社会时间进程和节律,甚至规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间节点。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中,所有劳动者都必须服从机器权威决定的时间,正如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所说:“就工作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3]]可见,资本家通过控制时间设置来控制整个社会生活,时间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
对人来说,时间权利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是人按其本性来说应该享有的和不容侵犯的权利;时间权利又是一种绝对的私权,任何人都应该享有支配自己时间的权利。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4]]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当下城市中,依然存在市民时间权利被政治权力或其他权威支配或侵占的现象。时间权威发挥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时间的管理、分配和占用等方面,如国家的法定假期,在规定的时间内,人们可以享受假期,即使有些人并不想此时休息;领导对下属下班时间的影响;老师对学生课外时间和家长空闲时间的占用等,都是时间非正义的表现,不利于市民身心健康和自由全面发展。
3.时间碎片化
时间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于每个人来说,一天都是24小时。时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无论过去的时间多么辉煌,也只能成为过去。那为什么现代人感觉时间如白驹过隙?其实不是时间过得太快,而是市民隐性工作时间过长,扮演的社会角色太多,占用了大量休闲时间,导致人们感觉时间短缺。在现代社会,手机、电脑等智能设备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伴侣”,成为现代生活的必需品。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正在“加速”人们的生活节奏。哈特穆特.罗萨认为,智能技术和设备造成现代社会空间异化、时间异化、社会异化和自我异化等现象。智能手机和电脑成为切割人们时间的主要工具。人们往往会在生活时间通过手机或电脑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例如:教师在家里批改学生作业或进行科学研究;公司白领在家处理工作上的事等。这些都说明人们的生活时间随时有可能被切割。尤其是智能手机,随时能将工作时间切碎,也能将生活时间分割,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彼此交织在一起,界限越来越模糊,致使工作效率不高,休息质量也欠佳。
此外,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多元的社会角色是时间碎片化现象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曾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5]]尤其是现代社会,人们之间关系越来越复杂,交往越来越频繁,从而形成了各种“圈”或“群”,有工作圈(群)、学习圈(群)、生活圈(群)、朋友圈(群)、亲戚圈(群)等,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人们在各种“圈”或“群”中扮演不同角色,而每个角色都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人们不得不花费时间去扮演好各种角色。可以说:“当代人经营的不是人生,而是自己的角色,或者说,当代人的人生,就是在自己的不同角色之间分配、再分配时间与精力。”而分散人们时间和精力的主要工具就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被视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让人分心的东西之一,它经常用零散而夺人眼球的信息分散人的注意力,使人很难长时间关注同一件事情[9]。[[6]]时间和注意力被它分割为若干碎片,零散而短暂。
这里的时间碎片化是指时间被碎片化,即时间被外部因素所支配、占有。事实上,在现代生活中,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人们经常“自愿”将自己的时间切割,用于参加各种培训班、进行各种社交活动,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这种时间被支配、被控制的现象更为隐秘,它隐秘到人们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时间被支配,反而觉得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由此看来,社会环境支配的不是人们的时间,而是人们的大脑。在个体时间长期被配置的情况下,会逐渐失去独立思考,合理安排时间、利用时间的能力。这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虽然出现时间碎片化的现象,但是人们的大脑不能随之碎片化,不能只停留在追问“时间都去哪儿了?”而应该思考怎样抓住时间,合理利用时间,辩证看待时间碎片化现象。一方面,时间的碎片化使人难以长时间地关注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另一方面,碎片化的时间也为人们更充分地利用时间提供了各种可能性。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时间是碎片还是整体,而是看我们怎样利用时间,有没有利用碎片化时间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待时间的态度和利用碎片化时间的能力决定着我们的成败。
三、时间正义视域下人民城市建设理念的实践路径
问题是时代的最强音。面对城市建设中各种时间非正义问题,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重视科技创新,是实现时间正义的主要路径。
1.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时间正义提供物质保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对于正义的理解和追求,与同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实际来抽象地谈论正义。马克思认为,正义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经济基础,财产是实现正义的基础,没有财产,便无所谓正义。他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放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7]]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的区别。“正义就是避免贪婪”[[8]],消除非正义现象就是防止有些人过于贪婪,在注重效益的同时讲求公平。这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的“蛋糕做大”,然后再讨论怎样把“蛋糕分好”的问题;如果蛋糕太小,分配再均匀也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实现不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非正义的。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9]]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 ,并强调,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运用数字技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富足的物质条件,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减少用自由时间换取金钱的现象,使人们能拥有充裕的自由时间进行发明创造、完善自身、休闲娱乐。
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时间正义提供制度保障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0]],是评判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合理、有效的价值尺度。正义的实现过程其实是人们获得平等机会,并能自由参与各项活动。但这只是一个原则,即人生存的理想状态,事实并非如此,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人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正义的追求,获得的权利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趋近正义,但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追求正义的路上。
文艺复兴以前,正义往往带有神学色彩。人们所谈论的平等是一种古老的、消极的平等观念,是一切人作为罪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步入近代以来,随着城市的兴起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必然要求冲破封建等级制度,消除阶级特权的限制,在流通领域实现平等交换,但行会特权无时无刻不在阻挡商品的自由流通。对资产阶级来说,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成为迫切需要,而与此相连的必然是无产阶级对平等的要求,无产阶级从政治平等中引申出了社会平等的结论,平等和正义才有了现实意义内容,平等被视为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在资本主义城市中,资本家掌握着时间设置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配置时间,制定时间制度。为了追求巨额利润,资本家想方设法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剥削工人自由时间。这种“赤裸裸”的剥削却被等价交换所掩盖。从表面上来看,工人做一天工,资本家付给工人一天的工资,这似乎是公平正义的。但这种交换的前提是不平等的,资本家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生存之道,所以资产阶级所说的正义只是一种虚假的、形式上的正义,实质上是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正义观。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体”正义观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正义观是“人民”主体正义观,即“大多数”人的正义观。马克思认为,正义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为了给人民创造更多自由时间,“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自由时间从事社会实践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因此,应当用制度保障市民时间权利,杜绝权力对时间的支配或占用,使市民有权支配自己的时间,成为时间的主人、城市的主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人民城市的建设实践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和自身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3.完善法律法规,为时间正义提供法律保障
在西方文化中,正义和法制密切相关。在古希腊神话中,正义女神泰米斯(Themis)既是天地万物秩序的维持者,也是人类事务的组织者,她的女儿狄克(Dike)主管人间事务,经常出现在集会或法庭上,主持公道或审判,所以在古希腊后来的神话中,狄克被视为正义女神。正义(dike)一词既指正义女神,又指正义的概念或法则。后来,赫西俄德直接把正义称之为“法则”,并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懂得“正义”;苏格拉底也明确指出,守法就是正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正义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柏拉图认为,正义的德行其实就是秩序的德行,当城邦或个人灵魂内部的秩序处于和谐状态时,就能显示出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正义意味着权利的不受约束,在黑格尔看来,权利的实现离不开国家的承认,即获得国家承认的权利才是真正的权利,国家以法的形式确定并承认权利,权利才能实现。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国家与法关系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法律必须反映社会正义的要求。他将正义和“法”“法权”“法的关系”等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只有法律才有可能保障权利的平等性。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2018年,他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到公平正义”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正义理念,强调程序正义对于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可见,维护城市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时间权利,离不开健全的法律法规。
4.运用科学技术,为时间正义提供技术保障
城市是孵化高科技产业的摇篮,同时,城市建设和治理也离不开现代高科技的支撑。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时指出:“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11]]人民城市也必然是智慧城市,人民城市建设需要依托高端科学技术,不断完善或更新生产工具,提供优质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为市民节约时间,满足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比如浙江嘉善运用数字技术,推广“微嘉园”平台,构建“微治理”格局,对社区居民进行微网格化管理,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将管理下沉到网格,进行精准防控,经受住了疫情的大考。他们坚持数字赋能,整合各种资源,提出“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只进一扇门”的目标,节约了大量的办公资源,提高了政府部门办事效率,方便了群众,为人们节省了大量时间,使市民在高速运转的城市生活中享受得到“慢”的快乐!
由此可见,高科技产品除了能将市民时间随意切割,致使时间碎片化之外,还能突破时空限制,整合各种资源,为市民节约大量行路时间、劳动时间,提高办事效率。毫不夸张地说,在网络覆盖的地方,只要一部智能手机,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线上办公、召开视频会议、进行休闲娱乐,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高科技产品使人们肢体延伸、体能放大、自由度变广,人们的行为越来越少地受时空限制,出现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哈维所说的“时空压缩”现象。可以说,现代人的生活是“高科技”生活,离开科技产品,人们的生活难以维持;现代城市是智慧城市,城市建设和治理也离不开科学技术。运用科学技术,使城市“更聪明、更智慧”一点,即反应更灵敏、更快捷,为人们节省更多时间,实现时间正义、维护市民时间权利是人民城市建设和治理的必然选择。
总之,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在时间中展开,人民城市建设旨在将人从时间的宰制中解放出来,使人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自由的发展;使时间回归生活本身,记录生活的意义;使城市实现正义,成为人类诗意的栖居。


来源:《伦理学研究》2021年第3期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8.[[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5.[[4]][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4.[[6]]缪成长、李军:时间伦理: 一个亟待建立的伦理维度[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2):119-123.[[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3.[[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0.[[9]]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804.[[1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11]]让城市更聪明更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考察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遵循[J/OL]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401/c64094-31657432.html.20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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