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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乃忠:毛泽东“极”性辩证法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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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29 16:38: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毛泽东辩证法之“气”:非能之“能”
  毛泽东是一个主张充分坚持主体性原则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家,善于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使直观上似乎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这种主体性哲学的精神意志在毛泽东那里就是勇气、志气、士气、骨气,即一种“气”吞山河的凌云壮志。“人心就是力量”是毛泽东对主体之“气”的最好表达。
(一)“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朝鲜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然而,出乎几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毛泽东不仅坚持出兵作战,而且取得了近乎不可能的胜利,谱写了一曲人类史上“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的壮歌。
  在毛泽东看来,我们虽然缺乏物资供应,没有制空权,没有大规模出国作战的经验,特别是没有敌人所具有的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等“钢”的优势,但我们有敌人没有的维护世界正义之“气”、保家卫国之“气”和举国同心之“气”,汇聚成势不可挡的战斗“气”、英雄之“气”和胜利之“气”。1950年9月5日,毛泽东在分析朝鲜战局时就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1952年8月4日,此时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已经过五次战役、战局已经彻底扭转,他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敌人大炮比我们多,而士气低,是铁多气少。”毛泽东“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的理论依据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而不是物,更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看谁拿着武器,看掌握着武器的战士们认为什么对他们最有利,看谁会打仗。有了觉悟的人可以很勇敢,奋不顾身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这是对马克思“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新表达。这个辩证法原理不仅美帝国主义等一切侵略者不知道,就是苏联领导人也不知道。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谈道:“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赫鲁晓夫并不懂得“人是肉又不是肉”的辩证法。
  实际上,在与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中,毛泽东“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的辩证法就已形成。无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武器和装备都比红军和解放军强,毛泽东通过人民战争之“气”变敌人的武器为我所用,夺取了全国胜利。抗日战争爆发,以战争领导者自居的国民党军人数量是敌人数倍,但缺少勇敢之“气”,在不到一年时间,近乎整个中国被敌人占领。八路军、新四军靠的是“小米加步枪”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敌后抗战,以勇猛之“气”,以难以想象的牺牲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把“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的辩证法做了进一步阐发:“美国有钱,有枪炮,有原子弹。它说我们穷,没有钱,枪炮也少,也没有原子弹,所以欺负我们。但是我们有民兵,古巴也有民兵,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在毛泽东辩证法之“气”上,这是正气、勇气、志气战胜了傲气、骄气、丧气、哀气、劣气。
(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发表了四次讲话,并准备了讲话提纲。在5月8日讲话提纲里,毛泽东指出,“从古以来,发明家都是年轻人,卑贱者,被压迫者,文化缺少者”,“名家是最无学问的,落后的,很少创的”,“劳动人民中蕴藏了丰富的积累〈极〉性”。会议期间,毛泽东在阅李富春报送的倪伟、王光中5月3日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的报告时,写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指出:“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剹(5月20日再批示将误写的剹改为戮)的那些人。”在5月8日讲话中,毛泽东讲到了历史上很多人,如项羽、释迦、聂耳等都在很年轻时有重大创见。实际上,早在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就提出:“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对于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重大论断,我们首先要把握卑贱者和高贵者的含义、聪明和愚蠢的含义以及这个命题是否是一个必然性命题。在毛泽东看来,卑贱者主要指社会地位低的人、出身卑微的人、学历低的人、学问少的人、不知名的人、年轻人、受到压迫的人等,反之则为高贵者,即帝王将相、名人名家等。聪明在这里并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智力或智商,而是指真才实学、学习动力、学习能力、战斗力等,反之亦然。在毛泽东看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一个具有恒久性、客观性和规律性命题,但并不是一个绝对性和必然性的逻辑,而是一个具有极大可能性空间的命题。卑贱并不一定意味着聪明,反之亦然。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这样谈到,名家是落后的,是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了名。当然,也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
  《诗经.大雅.板》讲:“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即向割草砍柴的人询问才会得到真知。先秦史学最高成就《左传》谈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表达了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人眼光短浅。《晋书.惠帝纪》记载了晋惠帝时期的一个“扶贫方案”:“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丹麦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也同样表达了此类思想。
  相比历史上已存的近似思想,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创造性在于指出了其原因以及可能的防范措施。第一,学问少之所以能够战胜学问多,是因为年轻人虽然学问少,但方向对,能抓住新事物。“从古以来,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为什么这些人能变成发明家?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在1958年3月22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即抓住向老古董作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第二,聪明需要接触实际,需要调查研究,反之则走向愚蠢。在1964年2月13日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还谈道,孔子最初做的都是管理粮草和牛羊畜牧等一些小事,属于小官,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而明朝的李时珍都是自己亲自上山采药才写出了《本草纲目》;电的大发明家美国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蒸汽机的大发明者瓦特是工人。毛泽东在1964年春写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贺新郎.读史》)在毛泽东看来,劳动人民由于是真正体会生活艰辛的人,懂得实际生活,才是历史的真正英雄和历史创造者。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只有“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才能克服愚蠢之气。在毛泽东辩证法之“气”上,是生气、锐气、地气战胜腐气、泄气、歇气。
(三)“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
  人们一般都会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因为外行不懂行业规律,因此只有内行才能成为事业或项目的领导者。毛泽东反其道而为之,主张外行也可以领导内行,并且内行和外行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相互转化的。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5月20日讲话提纲里,毛泽东写“讲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内行少,外行多,例如一万行”。毛泽东在这里探讨了人的主体性哲学的三个原则:第一,所谓内行是指对一个行业的状况和发展规律比较熟悉,外行则比较生疏。实际上,内行和外行的区分是指对一项专门知识的掌握程度。但如果固化内行和外行,则是十分狭隘的,因为知识是发展的、运动的,甚至速度是很快的,任何所谓的内行都是局部的、有限的、暂时的,而外行则是全面的、持久的、永恒的。因此,任何内行本质上都是外行。但每一个外行如果不断学习,也都会从外行变为内行。所以说,人人都是外行,但人人又都可以成为内行。毛泽东要求“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就是从外行转向内行和外行领导内行的可靠方法。第二,按照一般内行的定义,即对某一个行业相对比较熟悉,我们社会中内行的人是很稀少的,大部分都属于外行,因为行业太多,而且随着知识加速发展和新行业涌现,外行会更多。可以说,我们大多数人如果成为某个行业的内行,那对绝大多数行业来说都是外行。因此,我们每个人都不要轻易以内行自居,这个内行是有条件的,有着巨大局限性。第三,在绝大多数时间,绝大部分人都是外行的情况下,事业需要发展,集体需要领导,只有让外行领导内行,这既是过去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和被动方法,也是一种积极的方法。
  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对肖劲光说:“现在着手组建海军,想让你当司令员。”肖劲光认为自己干不好,想要推脱:“我是个旱鸭子,晕船,哪能当海军司令?”毛泽东笑着说:“空军司令刘亚楼晕飞机,你这个海军司令晕船,这就是我们的干部政策。”按照认识论一般规律,游泳教练不会游泳是不可思议的,但毛泽东就是在认识论上开辟了一条反向的道路,就是让看似外行领导内行。在毛泽东看来,海军司令员晕船、空军司令员晕飞机是不属于内行,但领导海军、空军需要除能驾驭海军船舰和飞机之外的其他更多更重要的知识,比如统筹推进军队军事理论,技术、组织、管理、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全面提高军队战斗力的能力,等等。虽然在晕船、晕机方面突显“外行”,但他们又具有其他人不具有的“内行”。即是说,我们不要以一个方面的外行掩盖其他方面的内行,反之,我们也不要以为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是内行就把他当成全部内行。在内行与外行辩证法上,由于一个人不可能处处是内行,我们只能抓住其主要方面的内行,这也是矛盾辩证法的一个方面。在毛泽东看来,外行领导内行还有一个根本优势,就在于以外行的思维打破内行的固有僵化思维。创新的本质是思维创新,需要从外部突破固有的思维圈,并形成新的思维框架。外行领导就是带来新的思维,实现跨学科创新,这也是创新的一般规律。在毛泽东辩证法之“气”上,这是新气、清气战胜习气、惰气。
二、毛泽东辩证法之“度”:非常之“常”
  毛泽东辩证法以超乎寻常的逆向思维突破传统辩证法之“度”,以“非常”书写当时大多数人尚未看出,但又被未来实践证明是普遍存在的规律。毛泽东以“常人所未见、常人所未思”的所见所思,为我们打开了“坏事是好事”的非常尺度。
(一)“糟得很”与“好得很”
  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家乡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发现,社会中层以上至国民党右派,甚至是很革命的人、很进步的人,都认为农民在乡里造反“糟得很”。毛泽东调查后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毛泽东通过“三个明明”的分析批评了一些革命同志“糟得很”的论调。一些革命同志之所以看不出“三个明明”,是因为缺乏坚定的革命立场、缺乏实地观察、缺乏对“农民要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这个历史大变局的深刻把握。
  “糟得很”与“好得很”是两个根本对立但又是很容易被混淆的立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把大多数认为“糟得很”的事物看作“好得很”,是因为毛泽东深刻掌握了“糟”与“好”之间转化,看似非常,实则平常。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天下大事,我看只有一个字就是‘乱’,或者叫天下大乱,我要总理告诉基辛格现在天下大乱,你信也可以,不信也可以。所谓乱者,就是到处吵架,或者是打仗,或者是别的形式。”在毛泽东看来,对“天下大乱”要乐观,“我们党里头就有一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如果敌人把我们的空军搞光,我们就靠步兵。如果占领我们中国一半,我们还有一半。如果占领中国的交通要道、大城市,我们还有乡村、中等城市、小城市。美国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打出一些中立国家如印度等。在毛泽东看来,没有美国人的帮忙,天下是乱不了的。战争打起来,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早些灭亡;如果不打,还可以多活几年。但世界不可能不打仗,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就是一样的社会制度也要打,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胜利,因为我们有制度优势,有全世界人民的支持,而美国内部则存在很大的矛盾。
(二)“在民族觉醒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纵观人类战争史,没有哪一场战争像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灾难和创伤巨大。毛泽东异于常人只看到日本给予中华民族带来的惨绝人寰,更看到了辩证法的另一极。1960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谈道:“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看到辩证法的另一面并不难,难的是要跨过这个“极点”,要感谢日本皇军侵略是常人无法接受的。
  跨过这个“非常”之极,才能看到历史平常之逻辑。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反动本性也不会这么快暴露出来,历史也不会给予中国共产党这样大的舞台。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是日本数倍,一年不到,大半中国沦陷,国民党溃逃重庆。国民党不但不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反而发动皖南事变,把屠刀伸向共产党,完全走向全民族的对立面。蒋介石一边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勉强应付抗战,一边又和日本秘密谈判,试图以出卖国家利益祈求日本与其“共存共荣”。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中国人民彻底觉醒起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不负众望,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的敌后抗战,成为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顽强斗争下,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承受不住持续不断的伤亡和物资消耗,最终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就注定了中国的命运,历史选择谁、人民选择谁已毫无争议。国民党最后发动内战,也仅仅是为其灭亡寻找一个仪式。假如没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不会这么快灭亡,人民不会这么快紧密团结起来,民族精神不会这么快激发起来,中国人民不会这么快决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也不会这么快站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更不会如此加快推进。这就是毛泽东跨过“极点”,在另一面感谢日本皇军的“反思”。
  此外,晚年毛泽东还谈到过要感谢蒋介石到处杀人,“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毛泽东晚年多次讲过他读的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年轻时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也从未听说过共产党,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蒋介石到处杀人,让他被迫成为一个战士,并组织一支部队去打仗。毛泽东感谢“敌人”的生命观是其化被动人生为主动人生的生动展现。
(三)“人死应该开庆祝会”
  强烈的死亡意识是人类类本质的重要方面。在毛泽东之前,有无数思想家讨论过死亡,因为死亡是人类生存意义不可回避的要素。死亡是生命的对立面,是对生的克服,死亡是人的灾难,追求长生是人类的普遍价值。哀悼和悲痛是传统理性主义对亲人和朋友死亡的基本态度。但毛泽东反其道而为之,提出“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该开庆祝会”。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和身边的人谈过死亡的问题。再一次和保健护士长吴旭君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他要求吴旭君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还要在大会上讲,今天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才是生命的正常现象。毛泽东和吴旭君还谈道:“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1956年4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进行火化,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在会议休息期间,秘书把倡议书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率先签名。
  现代性对死亡的态度是回避、歧视,生优于死是其基本价值构成,因为死亡失去了生命的“在场”,价值交换被迫中止。后现代主义虽主张“亲近”死亡,但并没有从生命规律本身,而仅从对现代性的绝对否定出发,因而其对生命与死亡的阐释就陷入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重建。反之,在毛泽东看来,死亡属于生命的突变,而突变是宇宙最根本、最平常的规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质变、分裂是永远绝对的。有灭亡,才有生长。年年有分裂,年年有团结,如同细胞的不断死灭,又不断产生。毛泽东“人死应该开庆祝会”的非常之“常”辩证法远不是对生死观的阐述,而是对事物变化规律的彻底认识,是对其自然观、世界观、历史观、生命观的特别阐释,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生动的感召,也是对其化被动为主动的人生观的又一次注解。
三、毛泽东辩证法之“气度”:非凡之“凡”
  思维奇处无机巧,气度极处只本然。在人们惊叹毛泽东重大决策及其辩证法的非凡之处时,却很少认识到毛泽东非凡中的平凡,甚至是最平凡、最简单、最感性、最朴实的情感和胸怀,这也是常人最难以做到的思维之“凡”、情感之“凡”和气度之“凡”。
(一)“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下,对于朝鲜战争,毛泽东坚持出兵并准备付出巨大牺牲。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并不复杂和深奥。1950年10月底,毛泽东谈道:“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毛泽东分析了美国要把“三把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脚上。“三把刀”同时刺向我们就被动了,如果抱有幻想,美国就像日本、甚至超过日本凶狠那般侵略中国。朝鲜被美国占领了,矛头会直指我国东北,我们的和平建设也变得不可能。
  面对苏联经济、军事实力远超中国,也无意出兵入朝时,美国“专家”“科学论证”的结论是,中国军队不可能出兵入朝,以至于我们几十万大军入朝数天后,美军还浑然不知。秘密入朝、出其不意、攻击不备再次展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巨大优势。不回避、不拖延、不攀比、不抱幻想、不找借口、不自欺欺人、不搞繁琐哲学、不搞形式主义、不搞雷声大雨点小、不搞“专家”论证、不在犹豫中丧失机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深刻把握了“进与退”“一与多”“得与失”“重与轻”“近与远”“力与智”“危与机”“思与断”“独与众”“预与奇”“宣与藏”“情与义”的“极”性辩证法内核,是非凡之“凡”,是毛泽东辩证法“气度”的最生动场景,也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哲学之魂。
(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毛泽东主张出兵朝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国和兄弟国家,兄弟有难,不能见死不救。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齿寒,毛泽东本色自然的“平凡”情怀构成了其非凡思想的底色,也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注入了更为丰富和朴实的内涵。早在1947年,毛泽东就指出,蒋介石集团现在是灰心丧志、互相埋怨、见死不救,必将全军覆没。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宣布废黜正在国外访问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面对中国驻金边使馆被砸、进步华侨被捕的危险,中国给予处于生死存亡关口下的西哈努克最坚决的支持。3月23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向中外新闻界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5月1日,西哈努克谈到柬埔寨国内情况时,毛泽东说:“你提出来要搞人民解放军,要打。我们是不卖武器的,拿武器做生意是不行的,只能赠送。只要你同意,援助武器是不需要还账的。”1975年,西哈努克取得胜利之后感谢中国给予的援助。毛泽东说:没有什么援助,所谓援助,第一也是你们支援我们。美国怕你们啊!在毛泽东辩证法中,只有对处于患难中的他人的毫无条件的坚决支持,人家才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刻毫不犹豫伸出援助之手。今天柬埔寨人民在国际事务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就是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对于柬埔寨人民正义事业的支持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的大义情怀。
(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派我的儿子去又派谁去”
  据央视电视纪录片《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介绍,毛岸英牺牲当天,彭德怀专门向中央军委做了汇报。据时为毛泽东卫士李家骥回忆,主席听到毛岸英牺牲后很突然,又拿烟,又把烟丢那儿,回过头,他又点烟。本来那个火柴盒就在他前面,他不知道,还在口袋里找。泪汪汪的,但不明显让人看出来他在哭,但是我们心里明镜得很,他的泪水比我们还要多,还要疼,那是他最亲爱的儿子。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1951年3月,毛泽东在与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讲道:“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1953年4月,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参加全国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毛泽东紧紧握着邓芳芝的手,动情地说:“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们牺牲得光荣。”这种亲切自然的平凡思维和情感,表达了毛泽东对普通群众和普通战士的最崇高敬仰。
  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派出自己的儿子去朝鲜战场,并牺牲在前线,这种非凡之举震惊了全世界。它之所以被称为非凡之举,是因为很难见到,很难做到。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做到,是因为其朴实无华的情怀、思维、气度。不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毛泽东的“极”性辩证法的“极”在这里就是以最普通的人看问题、看历史、看得失,即非凡之中的最平凡。在毛泽东看来,最不平凡之“极”就是最平凡之“极”,只有做到最平凡才能做到最不平凡,一切不平凡都是从平凡开始。在2年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包括毛岸英、黄继光在内的中国197653名烈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他们用“人心都是肉长的”的平凡之举书写了197653个非凡史诗。
(四)“核战争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不如横下一条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如何看待原子战争和如何应对战争。在1958年,他谈道:“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毛泽东对于主动迎接核战争的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刊登了美国在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后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毛泽东针对林彪提出的美军高度现代化还有原子弹等观点提出,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毛泽东多次表达了要打前所未有的大仗的准备,包括准备打核战争,要抓住弱点,用手榴弹打败它。
  第二,原子弹的诞生也就意味着它生命的终结,因为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会想办法一起来反对它。1957年,毛泽东谈到,社会主义国家怕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怕社会主义国家,但资本主义国家怕社会主义国家多一点。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发展来阻止使用原子弹、氢弹和火箭。如果美国发动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也吓不到世界人民,反而会加快美帝国主义的灭亡。
  第三,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什么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大家都搞,创造条件,才有可能消灭原子弹、制止战争。我们必须普遍地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集团,反对使用原子弹和氢弹。
  毛泽东对于核战争的辩证法体现了“以勇克惧、以弱胜强”“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以核止核、以武止戈”,从而塑造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毛泽东对核战争命运的深刻把握和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不如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的立场,是最朴实的真理,生动体现了“极”性辩证法中“不平凡的平凡”的独特内涵。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谈道:“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一种是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就不大怕了;另一种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嘛。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毛泽东“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的命题有多层含义。
  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始终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他同时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历史创造出来的,就会有被超越,关键是要打掉自卑感,敢想敢干,要有势如破竹的气势。
  第二,在1958年3月30日乘船过三峡时,毛泽东谈到喜欢在哪里开船:一潭死水不好,要在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险要地方开。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疾风暴雨中锻炼自己,而不是死读书。“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第三,“文以行为本”(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毛泽东讲我们是实践超过了马克思,意味着我们的理论也必然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经历中国这样伟大的革命,也就没有反映中国这样伟大革命的理论。可以说,看不到马克思的缺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没有超越马克思的实践,也就不会有超越马克思的理论。
  第四,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也要转化”的理论坚持、创新了马克思主义。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道:“资本主义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要转变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段的,不会固定不变的,将来或许要另起个名字。”“共产主义也要转化”的理论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重大贡献。
  第五,今天我们超过马克思,后人也会超过我们。这是一条普遍规律。1965年初,毛泽东在与斯诺交谈时说到,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了。正是因为不断超越,历史才被称为历史。
  马克思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高峰,“超过”马克思是极为非凡的,但又是最平凡的。“不走寻常路”是毛泽东辩证法的个性,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思维开新、实践开新、理论开新的独特标识。“不走寻常路”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突出自己,而是要比常人更能看到事物“极点”的非常与平常。只有在平常中看到非常、非常中看到平常,才有平凡中的非凡和非凡中的平凡,才能真正做到“举重若轻”。辩证法在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颠倒中获得重生,但毛泽东对于辩证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上“超越”了马克思。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纵横捭阖、决胜千里,就在于毛泽东“极性”辩证法的非凡“气度”。这也是中国人对马克思最根本的“超越”。
  (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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